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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一女子被儿子砍死送医院医院竟然卖了死者器官!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8-15 11:14

  53岁的蚌埠怀远女子李萍重伤入院,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弃治疗,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

  被宣布临床死亡后,肝肾器官被摘除,家属获得20万“补助金”,但她的儿子石祥林却发现“捐献”有假。

  2018年2月10日晚上,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儿子打成重伤的李萍,被送进了怀远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ICU)。

  病历资料记载,李萍入院后的第5日——2018年2月15日凌晨,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自主呼吸消失,生命垂危。

  “告知家属随时有心跳骤停可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治疗。”医师杨素勋在病历中记录。

  杨素勋是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他在李萍的“死亡记录”中写着:凌晨5点,李萍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开始行器官捐献”。

  警方作出的尸检鉴定书还记载了李萍“捐献器官获取见证记录”,上面显示,器官获取5天后的2018年2月20日,北京一家医院在移植手术前对李萍的肝脏进行了病理检查;2018年2月24日,天津一家医院对李萍的双侧肾脏,也进行了移植前的病理检查。

  在器官摘取的前一天,李萍的丈夫和女儿在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但这张登记表后来引起了石祥林的怀疑。

  李萍丈夫和女儿签名的《中国人体器官登记表》,上面的登记单位和编号均是空白,也未盖印章。

  石祥林称他出院后知道母亲的肝肾“捐献”出去了,20万元“国家补助”转到了堂兄的账户,母亲捐献器官的事是杨素勋经办的。

  杨素勋通过微信向石祥林发了4张照片——有2张是石祥林父亲、妹妹在医院签字的照片,另一张是转账记录,还有一张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登记表上有石祥林父亲、妹妹的签字和手印,落款时间是2018年2月14日——李萍肝肾被摘取的前一天。

  不过,这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登记单位”和“编号”一栏都未填写,“印章”处也是空白。

  2018年5月,他去了趟北京,找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他们后来回复我,只要按正常渠道捐献的,他们系统里都能查到,但我妈妈的查不到。”石祥林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份书面材料显示,石祥林母亲李萍的器官捐献,红十字会人员没有参与,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

  2019年8月8日,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证实,李萍的器官“捐献”,并非通过人体器官捐献的正规途径,“是医生的个人行为”。

  那家属获得的20万元“补助”,又从何而来?“捐献器官都是无偿的,不可能补偿几十万元。”陈虎说。

  杨素勋向石祥林出示的转账照片显示,2018年2月16日,一名叫“黄超阳”的汇款人,通过银行向石祥林的堂兄转账20万元。“他(杨素勋)说为我们申请了最高标准的国家补助,20万元。” 石祥林说。

  石祥林说, 2018年6月,他向卫生行政部门反映此事,相关部门曾到怀远县人民医院调查。杨素勋曾通过中间人给了他46万元“封口费”,但他当天就向调查组人员如实说明了此事。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安徽省,第14督导组的第二小组进驻蚌埠市督导工作。石祥林说,他得到消息后带着材料,去蚌埠找到督导组工作人员,反映了相关情况。

  几天后,石祥林得知,警方对此事正式立案侦查,“抓了6个人”,其中包括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杨素勋。

  8月13日,怀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今年5月,怀远县公安局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罪,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被捕嫌疑人中包括杨素勋。

  记者从怀远县公安局和石祥林的代理律师处了解到,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医护人员,除杨素勋外的另外5人,来自南京的医院,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对于此案的定性问题,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案件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其介绍,此案由蚌埠市、怀远县两级公安联合侦办,将严格按程序办理。

  湘潭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案民警王鑫介绍,江苏淮安人黄兴(化名)身患尿毒症,2012年在南京某医院检查期间结识了自称有肾源的“李哥”李闯(化名)。

  2017年5月底,www.345066.com!黄兴打电话给李闯,李闯答复换肾费用为50万元。然后,李闯转手给薛正东(化名),商定换肾费用40万元。薛正东又打电话给冯远传(化名),由冯远传负责联系手术医生和提供肾源,商定手术医生费用18万元包干,供体中介费1.5万元,供体卖肾费4万元。

  “接活儿”后,冯远传打电话给李放(化名),由李放负责组织手术医生,并商定手术医生包干费11万元。

  冯远传再通过QQ群联系到供体中介,由中介将供体张一凡(化名)“发货”到长沙的薛正东处,薛正东将供体“圈养”在湘雅三医院对面一家小旅馆里。

  随后,李放通过一些网络社交软件,联系到手术主刀医生,再通过中介小周联系到麻醉师和手术助手,并商定主刀医生手术费6万元,麻醉师和手术助手的费用共计3万元。

  在此过程中,“二传手”薛正东独自驾车至湘潭寻找手术场地,发现湘潭市岳塘区“华侨中医医院”处于停业状态,且比较隐蔽,符合做地下肾脏移植手术的条件。

  此后,因肾脏移植手术失败,黄兴向薛正东索赔40万元,薛正东等人退付近20万元后就开始逃避支付余款。黄兴在索赔未果的情况下,便向湘潭市市长热线举报。由此,这条隐蔽的换肾产业链才得以浮出水面。

  这是一条完整、活跃、复杂的地下产业链——有人专门活跃在医院寻找器官供体,有人负责安排为器官供体和受体进行各种检查,有人专门负责联系医院手术室,有人专门组织医生私下进行非法手术……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自2011年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入刑”以来,北京、陕西、河北、浙江、福建、湖北、广西等省区市均有适用这一罪名的判例出现。

  比如,2014年8月,迄今为止我国最大一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15名被告人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4名医护人员,北京304医院泌尿外科深度涉案,被告人郑伟等人共非法买卖人体肾脏51个,涉案金额达1034万元。

  有专家分析,“人体器官黑市”猖獗,主要是因为器官源短缺,病人及家属对非法手术的风险及违法性缺乏认识。部分黑中介利用病人和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诱导供需双方从事非法交易,从中谋取暴利。

  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加之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这给器官黑市的存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原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有30万患者适合方式治疗,但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救治。

  由于供体太少,受体通过正规渠道通常需要等1.5年至3年才能如愿,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绝望死亡。一位患有肾衰竭的病人说:“我靠透析维持生命,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脏做移植手术,已经等了3年了,还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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